黄康俊《雪鱼》的海洋文学独特性与世界性对话 /魏恩孝

༺๑【小说评论✍】๑༻

黄康俊《雪鱼》的海洋文学独特性与世界性对话

——兼论中国海洋文学的本土化重构

□魏恩孝

一、世界海洋文学谱系中的中国坐标

在人类文学的浩瀚星空中，海洋文学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西方海洋文学自19世纪以来，经历了漫长而丰富的发展历程，逐渐形成了两条具有代表性的脉络。

以康拉德《黑暗的心》为代表的殖民拓殖叙事，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疯狂的海外扩张阶段。康拉德以一个航海者的视角，描绘了欧洲殖民者在非洲大陆的种种行径。那些所谓的“文明人”，打着传播文明的旗号，把非洲人视为未开化的野蛮人，以征服者的姿态肆意践踏当地的文化和尊严。这种叙事方式强调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把非洲大陆仅仅看作是资源的掠夺地，而忽视了当地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

以海明威《老人与海》为象征的个体抗争史诗，则反映了当时西方社会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崇尚。20世纪，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人们的生活充满了动荡和不安。在这样的背景下，海明威塑造了桑地亚哥这样一个孤独而坚韧的老人形象。老人独自一人在茫茫大海上，面对恶劣的环境和强大的恶鲨，始终没有放弃。这种个体抗争的精神，成为了当时西方社会人们内心的一种寄托，他们希望通过这种精神来战胜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然而，这种叙事也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老人在与鲨鱼的搏斗中，虽然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的渔船被破坏，捕获的大鱼也被鲨鱼吃光，这暗示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和无奈。

相比之下，中国海洋文学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在中国古代，海洋在人们的认知中往往是神秘而遥远的存在。由于中国是一个陆地大国，农业文明占据主导地位，人们的生活重心主要在陆地上。虽然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丰富的海洋资源，但海洋文学的发展却相对滞后。早期的中国海洋文学多以渔村风情为主，描绘了渔民们的生活场景、劳动过程和风俗习惯；同时，也有一些以革命叙事为主的海洋文学作品，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海洋地区人民的斗争和生活，往往强调阶级斗争和革命精神，成为政治生活的图解。

直到黄康俊的“南海叙事”作品的出现，中国海洋文学才真正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南海地区拥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文化资源，黄康俊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对南海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感悟。他的作品构建起了兼具地域性与哲学性的海洋文学范式。地域性体现在他对南海地区的自然景观、人文风情的细致描绘上。他笔下的南海，有广袤无垠的海面、神秘莫测的海底世界，还有独特的渔村文化和渔民生活。哲学性则体现在他对海洋与人类关系的深入思考上。他不再将人与自然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试图寻找两者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他的作品为中国海洋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使中国海洋文学在世界海洋文学谱系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二、《雪鱼》的创作唯一性：南海文明的现代神话重构

1. 天人合一的魔幻现实主义

在黄康俊的《雪鱼》中，主人公阿仔被塑造成了一个“半人半鱼”的海洋精灵，这一独特的形象设定充满了奇幻色彩。阿仔额头的蓝色印迹，犹如神秘的符号，象征着他与海洋之间的基因联结。这种联结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在雷州半岛的文化传统中，海洋一直被视为生命的源泉和神灵的居所。阿仔的这一形象设定，正是对这种传统信仰的一种创新表达。

与海明威式的硬汉形象不同，阿仔不是一个单纯依靠体力和勇气与自然搏斗的人。海明威笔下的桑地亚哥，在海上与鲨鱼搏斗时，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和强大的力量，但他始终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与自然处于对立的状态。而阿仔则被转化为“海洋之子”，他与海洋融为一体，拥有预知风暴、与海豚共舞的超现实能力。当风暴即将来临的时候，阿仔能够凭借着自己与海洋的特殊感应，提前感知到危险的到来。他的这种能力，并不是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而是他与海洋长期相处、相互理解的结果。他能够读懂海洋的语言，感受海洋的情绪，从而与海洋和谐共生。

阿仔与海豚共舞的场景，更是展现了他与海洋生物之间的亲密关系。海豚在海洋中是一种聪明、友善的生物，它们与阿仔之间仿佛有着一种心灵的默契。他们在海水中自由自在地穿梭，共同嬉戏，构成了一幅美丽而和谐的画面。这种场景呼应了雷州半岛“海神崇拜”的原始信仰。在当地的文化中，海神被视为海洋的主宰，能够保佑渔民们的平安和丰收。阿仔作为“海洋之子”，他与海豚的亲密关系，正是对这种信仰的一种具象化表达，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海洋生物之间的和谐共处。

这种“人海同构”的叙事策略，在世界海洋文学中独树一帜。不同于康拉德笔下理性主义的航海者，那些航海者往往以一种理性的、功利的态度对待海洋，将海洋视为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阿仔的形象和他与海洋的关系，为世界海洋文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让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2. 多维时空交叠的叙事实验

小说《雪鱼》通过阿仔的失踪事件，巧妙地构建起了现实渔村与神话海洋的双重时空。在现实渔村中，渔民们过着平凡而又忙碌的生活。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靠捕鱼为生。渔村的生活充满了烟火气，有邻里之间的欢声笑语，也有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然而，在这个看似平凡的渔村背后，却隐藏着一个神秘的神话海洋世界。

渔民口中关于“人鱼互变”的传说，是这个神话海洋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传说在渔村中代代相传，成为了渔民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传说中，“雪鱼”是一种神秘的生物，它们能够化为人形，与人类交流。这个传说充满了奇幻色彩，为渔村的生活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同时，众人对阿仔身份困惑的诸多描写，也与这个传说相互交织。阿仔的种种超现实能力，让他的“父亲”贵叔既疼爱又恐惧，甚至日后拒绝与水（海）接触。他不明白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会如此与众不同，也不知道他的未来将会怎样。这种心理描写，展现了一个父亲对儿子深深的爱和担忧。

历史记忆与现代认知在小说中发生了碰撞。渔民们口中的传说，是他们的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它承载着渔村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而现代认知则是基于科学知识和理性思维的。在小说中，阿仔的超现实能力与现代科学的认知产生了冲突。但这种冲突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融合的。通过阿仔的故事，小说试图探讨历史记忆与现代认知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这种将“海洋时间”（潮汐周期、鱼汛规律）与“人类时间”（生老病死、社会变迁）并置的手法，突破了西方海洋文学线性叙事的传统。西方海洋文学往往采用线性叙事的方式，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展开故事。而《雪鱼》则打破了这种传统，将不同的时间维度交织在一起。潮汐周期和鱼汛规律是海洋的时间节奏，它们有着自己的规律和变化。生老病死和社会变迁则是人类的时间轨迹，它们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化。通过将这两种时间并置，小说展现了海洋与人类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时间对生命和文化的影响。

3. 生态伦理的先锋性表达

在《雪鱼》中，阿仔与海豚（母子？）的共生关系，是小说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体现。海豚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物，它们处于食物链的较高位置，对维持海洋生态平衡起着关键作用。阿仔与海豚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情感上的联系，更是一种生态上的共生关系。

当阿仔拒绝参与围猎海豚、雾海中的黄鱼时，他的行为暗合了深海生态智慧。在传统的捕捞观念中，人类往往将海洋生物视为资源，为了获取利益而进行过度捕捞。但阿仔明白，海豚是海洋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它们的生存与整个海洋生态的平衡息息相关。他的拒绝，是对这种传统捕捞逻辑的一种挑战，也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颠覆。

与科尔兰斯基笔下鳕鱼资源枯竭的警示形成跨时空对话，《雪鱼》进一步强调了生态保护的重要性。科尔兰斯基在《鳕鱼》中揭示了人类过度捕捞对鳕鱼资源的破坏，导致了鳕鱼资源的枯竭。而《雪鱼》则通过阿仔的故事，呼吁人们尊重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这种将渔猎文明置于生态伦理框架下的思考，使《雪鱼》成为八十年代中国最早触及可持续发展命题的海洋文本。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还相对不足。《雪鱼》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角度。它提醒人们，人类与海洋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只有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才能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阿仔的行为，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选择，更是一种对未来的希望和责任。

三、黄康俊海洋书写的文学史价值

1. 岭南海洋文明的基因解码

黄康俊作为雷州半岛渔民后裔，对岭南海洋文明有着深厚的情感和深刻的理解。在《雪鱼》中，他激活了“疍家文化”的精神密码，为岭南海洋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渔谚中的生存智慧是“疍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捉鲎先捉乸（母鲎）”这句渔谚，它是渔民们在长期的海上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蕴含着渔民们的生产智慧和对海洋生物的敬畏之情。

祭祀妈祖的仪式细节，也是“疍家文化”的一大特色。妈祖在岭南地区被视为海上的保护神，渔民们出海前都会举行祭祀妈祖的仪式，祈求平安和丰收。祭祀仪式通常包括上香、献供品、诵经等环节，整个过程庄重而神圣。这些仪式细节不仅体现了渔民们对妈祖的信仰，也反映了他们对海洋的依赖和敬畏。

渔获分配的集体伦理则是“疍家文化”中团结协作精神的体现。在渔村，渔获的分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它不仅仅关系到每个渔民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渔村的和谐与稳定。通常情况下，渔获会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分配，照顾到每个渔民的劳动付出和家庭情况。这种集体伦理观念，促进了渔村的团结和发展。

黄康俊在《雪鱼》中对这些“疍家文化”元素的细致描绘，构建起了独特的南海文化标识。这种地域性书写填补了岭南文学中海洋叙事的空白。在以往的岭南文学中，对海洋文化的描写相对较少，而《雪鱼》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岭南海洋文明的独特魅力。与邓刚的渤海叙事形成南北呼应，邓刚的作品主要描绘了渤海地区的海洋生活和渔民文化，而黄康俊的《雪鱼》则聚焦于南海地区。他们的作品共同丰富了中国海洋文学的版图，展现了中国不同海域的海洋文化特色。

2. 现代性困境的本土化回应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渔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在《雪鱼》中，通过阿仔的消失隐喻了传统海洋文明的式微。阿仔是传统海洋文明的象征，他与海洋的亲密关系、他所代表的“人海同构”的价值观，都体现了传统海洋文明的精髓。然而，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这些传统的价值观逐渐受到了挑战。

小说中深海捕捞技术的革新与渔民精神世界的撕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深海捕捞技术的革新，使得渔民们能够捕获更多的鱼，提高了经济效益。但同时，这种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过度捕捞导致了海洋资源的减少，破坏了海洋生态环境。而且，渔民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对海洋的敬畏之情，他们的精神世界变得空虚和迷茫。

这种现代性反思既区别于海明威对工业文明的浪漫抵抗。海明威在他的作品中，对工业文明的发展表示了担忧和抵抗。他笔下的人物往往试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尊严，与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进行抗争。但他的抵抗更多地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表达，缺乏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而《雪鱼》则展现出了中国海洋社会转型期的复杂肌理。它不仅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也关注渔民的精神世界和社会文化的变迁。通过对阿仔故事的讲述，小说揭示了传统海洋文明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和挑战，同时也表达了对传统价值观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思考。

3. 叙事美学的范式突破

黄康俊在《雪鱼》中展现了独特的叙事美学风格。作品中经常将咸水歌的韵律感融入小说语言，创造出了“咸涩美学”的文本质感。咸水歌是雷州半岛地区的民间艺术表现形式，具有独特的韵律和节奏。又如“童谣有唱：七月十四天未光，快捉只鸭仔来劏，拜祖拜公拜天神，保佑健康又平安。”黄康俊巧妙地将这种韵律感运用到小说中，使小说的语言富有音乐美。作品还大量使用广东地域的“俚语”、俗语，如“鲎公鲎乸”“唔(不)知丑”等，大大增强地方独特色彩，同时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和表现力，使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南中国海丰富的内涵和魅力。

同时，他大胆糅合魔幻现实主义（阿仔的鱼性觉醒）、黑色幽默（过度捕捉鲍鱼的荒诞行径）、象征主义（雪鱼的纯洁隐喻）等手法，形成了“南海魔幻”的独特风格。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为小说增添了奇幻色彩。阿仔的鱼性觉醒，使他拥有了超现实的能力，这种描写打破了现实与幻想的界限，让读者感受到了一种神秘而奇妙的氛围。黑色幽默手法则通过对家父和渔民荒诞行径的描写，揭示了社会的阴暗面和人性的丑恶。岛人的贪婪、残忍和荒唐，与阿仔所代表的善良、正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象征主义手法中，家姐的纯洁隐喻着一种美好的理想和价值观。雪鱼在小说中是一种神秘而美丽的生物，它象征着纯洁、善良和希望。

这种创作实践，打破了传统海洋文学的现实主义框架，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美学蓝本。传统海洋文学往往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注重对海洋生活的真实描绘。而《雪鱼》则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融入了多种艺术手法，使小说更加富有想象力和表现力。它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开拓了新的创作思路。

插图 刘以林

四、跨文明视野下的启示意义

黄康俊的海洋书写在跨文明视野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证明了中国文学完全可以在世界海洋文学版图中建立自己的坐标。长期以来，西方海洋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其创作理念和叙事方式对其他国家的海洋文学产生了较深的影响。但黄康俊的《雪鱼》以其独特的魅力，打破了这种局面，这种以中国文化为根基、以人类命运为关怀的创作路径，不仅重构了中国海洋文学的话语体系，更为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对话提供了珍贵样本。

当西方作家仍在“征服 - 忏悔”的二元逻辑中徘徊时，《雪鱼》已展现出“共生 - 敬畏”的东方智慧。西方海洋文学中的“征服 - 忏悔”逻辑，反映了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在“征服”阶段，人类试图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而在“忏悔”阶段，当人类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自然造成了破坏时，又开始反思和忏悔。但这种逻辑始终没有摆脱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模式。

而《雪鱼》所展现的“共生 - 敬畏”的东方智慧，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阿仔与海洋的亲密关系、父亲捉“弹涂鱼”充满仪式感的劳作伦理、以每年“七月十四”鬼仔节（孟兰节）的祭祀来庆祝我的生日等，是将《齐民要术》的农耕智慧与海洋文明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生态哲学。当西方捕鲸船用声呐技术驱赶鱼群时，阿仔却用祖传的“鱼语哨”与海鱼对话，这种原始而诗意的交流方式，暗含着道家"大巧若拙"的生存智慧。

在叙事结构上，《雪鱼》创造性地将海洋时空转化为文化隐喻。小说中的“潮汐历法”以月相周期划分渔汛，与西方的线性时间观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循环往复的时间感知，使海洋不再是等待征服的客体，而是承载着祖先记忆与生命密码的主体。特别是在阿仔把畏“水”的父亲“海葬”的场景中，这种物我一体、水乳交融的仪式，恰与梅尔维尔《白鲸》中人与鲸的对抗叙事形成文明对话。

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雪鱼》提供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解决方案。小说中“海坟场”的意象极具震撼力，这个充满后现代意味的图景，与我父亲听取阿仔指点的“放帘网”形成文明参照，黄康俊通过这种对比，暗示技术文明的发展不应斩断与传统的脐带，当日本作家吉本芭娜娜还在书写海洋的疗愈功能时，黄康俊已构建起更具系统性的海洋伦理体系。

这部作品的价值更在于其文明基因的现代转化。《雪鱼》中阿弟对家姐讲的“故事”、“我”和著名海洋学家宇田道隆关于“海与人”的对话、“人是从海里来的”的祖传遗训等等，既是《天问》式的诸多宇宙思考，又暗含量子物理的波动理论；阿仔在挽救了全岛渔民之后的神秘消失，既延续《山海经》的博物传统，又呼应现代海洋学的洋流研究。这种古今贯通、中西互鉴的叙事策略，使中国海洋文学跳出了地域性书写的局限，为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提供了文学维度的反驳。当全球化的惊涛拍打文明堤岸时，《雪鱼》证明东方智慧不仅能守护自己的精神港湾，更能为人类共同命运提供新的罗盘。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